在我党的队伍中，刘伯坚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1926年初，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冯玉祥遭到了奉军和直军的联合进攻，最终解除职务。接下来，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前往苏联考察学习，他在5月前后抵达了莫斯科。

　　当时刘伯坚正好待在莫斯科，国际和中央都想把冯玉祥这位爱国将领，吸收到我党的队伍中来，因此，党中央要求刘伯坚做好冯玉祥的接待工作。

　　冯玉祥原本就对苏联军队的工作十分感兴趣，一直打算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在刘伯坚的帮助下，冯玉祥很容易就实现了自己向苏军学习的愿望。随着二人交往渐深，刘伯坚给冯玉祥留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印象。

　　就在冯玉祥准备回国的时候，他向刘伯坚正式发出邀请，他邀请刘伯坚跟着自己一起回国，然后担任国军的部副部长。

　　刘伯坚接受了这个邀请，回到祖国的怀抱，正式进入冯玉祥的这支国军，随后，刘伯坚和当时部队里的许多上层人物，都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除此之外，刘伯坚还经常用科学的思想教育部队里的战士们，他默默改造这支从北洋政府直系军阀队伍中出来的部队。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党交代给刘伯坚的任务，中央很想争取到冯玉祥这位著名将领，刘伯坚想到，如果自己提前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到时候冯玉祥要是有投靠我党的意思，底下战士们也会支持冯玉祥，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加入红军队伍，这件事情的影响力一定会很大，这对我党的事业非常有好处。

　　就在刘伯坚忙着改造冯玉祥的国军的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爱情。正是在这场爱情中，刘伯坚遇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尴尬状况。

　　王叔振既是从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是西安城内非常有名的才女，机缘巧合之下，刘伯坚和王叔振认识了，一来二去，他们两个人对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很快就产生了超越一般同志的深厚的情谊。

　　在当时，刘伯坚和王叔振的这段爱情，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羡慕和支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二人的爱情都被传为佳线月前后，担任西北军副总司令的邓宝珊和他的夫人，亲自为刘伯坚和王叔振二人操办婚事，那场婚礼举办得非常气派，轰动了大半个西安城。

　　在这场婚礼上，冯玉祥将军亲自登台向两位新人表示祝贺，西安城内其他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结束后，王叔振正式担任了西北军部的秘书职务，接下来，在刘伯坚的介绍下，王叔振光荣地加入中国党。

　　不久后，冯玉祥背叛了党，和蒋介石走到一起。在当时，刘伯坚在西北军队伍中的声望已经非常高了，虽然有蒋介石在后边撑腰，但冯玉祥还是不敢杀掉刘伯坚。

　　深思熟虑后，冯玉祥送给刘伯坚400块大洋，然后让自己的秘书护送刘伯坚离开西北军，一直把刘伯坚送到了武汉。

　　不久之后，刘伯坚夫妇在汉口见到了周恩来，三人见面后，周恩来热烈赞扬了刘伯坚在西北军队伍中的出色表现，关于刘伯坚保护了200多位我党同志的英雄事迹，更是被周恩来反复提起。随后，刘伯坚正式担任了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八七会议后，遵照党组织的委派命令，刘伯坚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正被反的血雨腥风深深地笼罩着。

　　身处上海的刘伯坚工作得非常努力，他多次通过自己和上层人物邓宝珊、于右任等人的特殊关系，成功营救出了被派逮捕的大量党员。

　　为了躲过派的重重哨卡，平安抵达上海，刘伯坚夫妇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刘伯坚戴着礼帽和眼镜，围着一条薄薄的白围巾，看上去很像一个生意人。王叔振当时已经怀有身孕，对于一个孕妇，有谁会怀疑她是党员呢？就这样，他们平安来到上海。

　　二人还随身带着一个箱子，他们把箱子里的东西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珍贵，里边装的是我党的一些活动经费。

　　一路上挨饿受冻，吃尽了各种苦头，但是刘伯坚和王叔振从来没有动过打开箱子的念头。党的活动经费是公家的，公私分明是一名优秀的党员的基本素质，他们很懂得这个道理。

　　刘伯坚默默承受着各种困难，努力为怀了孕的妻子创造出稍微好一点的条件。刘伯坚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要能保护妻子，什么样的苦头他都能吃，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妻子王叔振的肚子有了动静，他们的孩子快要出生了。

　　1928年初，王叔振的肚皮已经鼓得圆圆的，看上去很明显，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出生。刘伯坚费了很大的力气，到处找人帮忙，才把王叔振送到住处附近的医院。

　　看到妻子终于躺在病床上，刘伯坚的心才稍微平静下来，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大口喘着气，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一颗一颗滚下来。突然，一位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跑过来，朝刘伯坚喊道：“孕妇现在躺在病床上，你呆呆地站在这里做什么，赶快去交押金啊！”

　　刘伯坚像是没听到对方的声音似的，待在原地没有动，这位工作人员继续说道：“喂，同志，你不能在这里站着了，赶快去交押金！”刘伯坚终于反应过来，他说道：“同志，我刚刚看到她快要生了，就只想着往医院送，太匆忙了，没带钱，你们能先做手术吗？之后我一定把押金和别的费用都补上！”

　　一听到刘伯坚没钱交押金，工作人员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就这样，挺着大肚子的王叔振，被医院的工作人员轰了出来。

　　这一刻，真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眼看着肚皮圆鼓鼓的妻子躺在地上，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出生，刘伯坚想到了箱子里党的活动经费，他想到：现在是救人的关键时刻，属于特殊情况，先借党的活动经费用一下，日后一定还上。就在刘伯坚打开箱子取钱的时候，他开始狠狠地骂自己，他自言自语道：

　　“那是党的活动经费，是，个人是无权挪用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赶来上海的一路上遭了那么多罪，箱子都从来没有打开过，现在就熬不住了？到底是党的事业重要，还是你即将出生的孩子重要？”

　　刘伯坚到了绝境，他看到妻子痛苦的表情，看到妻子额头渗出来的细密的汗珠，听着妻子发出的惨叫声，刘伯坚心如刀割。

　　怀孕的妻子被轰下病床后，刘伯坚是如何选择的呢？到底是党的事业重要，还是即将出生的孩子重要？他最终有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呢，在刘伯坚身上还发生过哪些感人的故事？请大家继续往下看。

　　提到1931年12月爆发的那场宁都起义，人们常常提起董振堂、赵博生和季振同这几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是这场起义的直接领导者。关于这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的宁都起义，人们常常会忘记一个人的功劳，他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刘伯坚。

　　1929年，在中原大战中，“反蒋联军”遭遇惨败，冯玉祥下野。随后，孙连仲带着冯玉祥西北军的3万多名战士投靠了蒋介石，不久后，蒋介石把这3万多人改编成了第26路军，由孙连仲担任总指挥。

　　这些战士刚刚在中原大战中惨败，受够了战争带来的各种苦楚，投靠蒋介石后，战士们很想休息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战斗任务派过来了。1931年初，刚刚完成改编的第26路军还没来得及休整，就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了。

　　蒋介石这个人非常阴险，他虽然改编了第26路军，却不肯给第26路军一个公正的待遇，因此，第26路军一直被蒋介石手下的其他部队歧视，大家把第26路军视为杂牌军，非常瞧不起这3万多人。

　　关于第26路军“围剿”红军这件事情，这本身就是蒋介石策划出来的“一举两得”的诡计。蒋介石想的是，既然这3万多人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投靠自己，之后的战局如果再发生什么转变的话，这些人就又会轻易投靠别人去了。

　　蒋介石认为这样的一支队伍非常不可信，既然不可信，现在就派他们去“围剿”红军，不管他们打败红军，还是被红军打败，这对蒋介石来说都是好事情。

　　“围剿”红军的3万名战士南下的时候，其中一些人就已经识破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们对此非常不满。这支队伍中鼎鼎有名的董振堂，他甚至通过截断南下的铁轨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人们常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时的第26路军中也是这样，既有对“围剿”红军这件事坚决反对的董振堂，也有急着带领部队朝苏区推进，想要在“围剿”红军的行动中立功的高树勋。

　　高树勋太自信了，他在不了解红军的作战习惯的情况下，就贸然进攻苏区，结果，红军战士们灵活多变的战术不仅让高树勋开了眼界，还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在双方的第一次交战中，高树勋这边死伤惨重，战士们被红军部队打得屁滚尿流，非常狼狈。

　　在“围剿”红军的行动中，第26路军表现得非常消极，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蒋介石想的是：既然你们不愿意打红军，好，那我就直接把你们灭掉。

　　就这样，派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后，蒋介石故意给第26路军下达了这样一条命令，蒋介石说道：“我现在派你们第26路军去驻守宁都，接下来你们必须继续和红军部队作战，不把红军灭掉，你们就不能离开宁都。”

　　第26路军接到这条命令没多久，蒋介石就派朱绍良率领着部队驻扎在了广昌一带，彻底阻断了第26路军往北撤退的道路。

　　然后，第26路军就被夹在宁都城了，这支“杂牌军”的处境非常糟糕，他们既不敢往后撤退，因为朱绍良的重兵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敢真的和红军作战，他们已经被红军打怕了。

　　这支部队中的大多数战士都来自北方，他们对南方潮湿的气候十分不适应，驻扎在宁都的时间越来越久，战士们中间就开始传播瘟疫。每一天都得病死几个人，糟糕一点的话，就会有十几个战士被瘟疫夺去生病。

　　宁都郊外到处都埋着战士们的尸体，场面非常悲惨，有时候为了不让瘟疫传播，有些还没有完全断气的战士也会被直接埋掉。

　　在这样的处境下，战士们一个个又沮丧又可怜，大家连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都不知道，谁还有心思去和红军作战呢？

　　更让战士们恼火的是，担任这支部队总指挥的孙连仲，一点都不关心战士们的死活。孙连仲贪污了很多医疗费，给战士们治病的钱不够，他就买假药，在假药的摧残下，战士们死得比原来更多了。

　　战士们把孙连仲的这一系列恶劣行为都看在眼里，只是敢怒不敢言，时间久了，大家都开始在私底下称呼孙连仲为“孙肉头”。由于瘟疫的传播，队伍里的许多战士都被折磨得瘦了好几圈，只有孙连仲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简直就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一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罪恶的日本侵略者开始疯狂践踏东北三省，面对日寇的侵略，身处宁都的第26路军战士们坐不住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要回北方去，我们不打红军，我们要打日本人！”

　　就在董振堂率领着一部分战士，准备往北边去的时候，朱绍良的部队就站出来阻拦他们。双方开始了一场恶战，第26路军不是朱绍良部队的对手，最终返回宁都。

　　日本侵略者都打到家门口了，蒋介石还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不团结力量一起抗日也就算了，还要关起门来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的事情太没有道理了。就在战士们对蒋介石怀恨在心的时候，潜藏在第26路军内部的党员开始行动了。

　　与此同时，赵博生、董振堂等将领也在为这支部队谋求出路，要是再不给大家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这支部队就要被瘟疫彻底灭掉了。

　　早在北伐战争期间，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就见过刘伯坚，谋求出路的时候，这两个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寻找刘伯坚，带着部队举行武装起义，然后投靠红军。在党员的不懈努力下，这两个人终于和刘伯坚联系上了。

　　随后，刘伯坚一直担任这次起义的幕后组织者，大家在秘密地研究起义的相关事宜，开展着一系列准备工作。

　　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刘伯坚和王稼祥、左权等人一起带着电台来到宁都附近地区，接下来，他们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和第26路军取得联系，负责指挥这次起义。

　　12月14日傍晚，宁都城内的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很快，赵博生、董振堂等将领解决掉个别反对起义的军官，做通了一部分犹豫不决的战士的思想工作。最后，他们率领着第26路军的17000多名战士投靠了红军部队。

　　战士们一边朝着苏区去，一边伸手摘下自己戴着的帽徽，一路上，的被扔得到处都是，好多都被踩进了泥坑。战士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大家齐声说道：“我们要追随党，我们要当红军！”随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担任这支部队的部主任。

　　朋友们还记得吗？当年刘伯坚身处莫斯科的时候，冯玉祥邀请他担任的就是国军的部副部长，进入部队后，为了帮我党争取到这支部队，刘伯坚一直很努力地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时间过去这么久，中国大地上的形势发生了多次变化，就在这支部队正式加入我党的队伍的时候，刘伯坚又来给这些战士当部主任了，这的确是件很巧的事情。

　　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指挥红军战士们突围的时候，一条腿被敌人射中，受了伤之后，刘伯坚非常镇定，他跪在地上，举起枪继续朝敌人射击。打光后，刘伯坚被敌人俘虏了。

　　随后，刘伯坚被关进大余监狱。身处监狱的这段时间里，派想尽各种办法来劝降刘伯坚，敌人那边有头有脸的人物先后来了十几个，最终都被刘伯坚拒绝了。

　　刘伯坚一直对我党忠心耿耿，想让这样一位铮铮铁骨的战士向他们低头，敌人真的是太愚蠢了，简直是在痴人说梦。

　　遭到刘伯坚的多次拒绝后，敌人最终动了杀心，临刑前，敌人问刘伯坚是不是有后事要交代，刘伯坚从容地说道：

　　“有！我要给我的家人写一封信，我要嘱咐我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沿着我没有走完的路继续前进，将事业进行到底！我死后要葬在梅关，我要站在那里，看着的烈火，再次烧遍整个中国大地！”

　　3月21日，刘伯坚被敌人带出监狱，押解到大余县城附近的金莲山上，枪声响起，刘伯坚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

　　最后，让我们讲回文章开头的那个话题，对于刘伯坚来说，到底是党的事业重要，还是即将出生的孩子重要？为了不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受折磨，刘伯坚是否挪用了党的活动经费呢？

　　答案是否定的。当时的情况的确非常危急，为了不让刘伯坚为难，王叔振明明已经疼得忍不住了，却还是一次次把自己的声音压下去，她用牙齿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嘴唇都被咬得流血了。

　　危急之下，刘伯坚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他快速跑到医院的抽血室，400毫升的血被抽走后，王叔振终于可以安稳地躺在病床上了。

　　就这样，刘伯坚宁愿卖血，也不挪用党的，公家的东西不能碰，这是身为党员的基本原则，他时时刻刻都记在心上。

　　不久后，病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哭声如炸雷一般划破了周围的寂静。刘伯坚兴高采烈地跑到病房，医生探出头来说道：“恭喜你们，平安！”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刘伯坚的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儿子的出生带走了所有烦恼，接下来，刘伯坚就迫不及待地跑进病房，去和自己的妻子、儿子团聚了。

　　或许刘伯坚烈士可以给出一个他的答案：一生对党保持忠诚，为事业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这就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