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得知周文雍、陈铁军和何穗成被反对派枪杀于广州红花岗刑场，顿时悲恸不已。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曾经多次提到周文雍和陈铁军的“这段绝恋”，称他们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并且号召剧作家把这段故事在舞台上演绎出来。

　　周文雍于1905年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宝顶村，十七岁的时候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广东省党团组织的创建地，被誉为“红色甲工”。

　　在学校学习期间，周文雍不仅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懂得了“想要推翻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旧封建制度，就必须投身于的洪流之中”。

　　1925年春天，此时的周文雍已经担任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团支部，经过别人介绍，他顺利加入了中国党。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之后，广州也随之发生了“四·一五事变”，导致熊雄等一大批党员或者被捕，或者被杀。

　　不仅如此，广东省委和工会的领导机关均遭到破坏，就连周文雍也上了派的“通缉名单”。

　　然而，尽管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周文雍依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广州与派展开斗争。

　　周文雍内心深知，想要积蓄力量，筹建党的秘密机关，就必须要长期在广州潜伏下来，首先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场所。

　　当时，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都在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专门下发文件，对于租房有着严格的规定，一般需要铺保或者拥有家属才能租房。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二十三岁的女性党员陈铁军临危受命，她假扮成周文雍的妻子，一起在广州租房潜伏了下来。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于1904年出生在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华侨糖商家庭，她自幼聪慧好学，从小就被父亲送往新式学校里面学习，从而接受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1926年4月，为了躲避家里安排的婚姻而跑到广州求学的陈铁军加入了中国党，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把“陈燮君”改为陈铁军。

　　陈铁军身上的这种意志，正是周文雍急需寻找的“伴侣”，让她伪装成自己的妻子，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1927年8月，周文雍和陈铁军以“假扮夫妻”的身份搬进了位于广州拱日路上的一间出租屋，同行的还有一个伪装成女佣的姑娘，她就是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

　　周文雍的工作非常繁忙，在陈铁军的默契配合和多方协助之下，中组织在广州的秘密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线很快就建立了起来。

　　1927年11月1日，周文雍组织三十多名工人，发起了一场活动，却遭到了派的逮捕，将他们关押在了广州的一座监狱里面。

　　于是，陈铁军利用探监送饭的机会，在饭里加了大量的辣椒，他还叮嘱周文雍说：“你把这饭吃了以后，千万不要喝水，会让你看起来像发高烧，到时候才能把你营救出去！”

　　监狱的医生早就已经被党组织收买，还帮周文雍开了一份“患有严重传染病”的虚假病历，建议警卫赶快把他送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为了防止周文雍逃跑，派专门在医院的大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一天二十四小时进行日夜监视。

　　然而，党组织早已制定好了营救周文雍的计划，利用警卫换班交接的机会，把周文雍用白布单包裹起来迅速背出了医院，然后坐上提前准备好的汽车逃离。

　　久而久之，尽管周文雍和陈铁军之间产生了一种爱情的火花，但是为了党组织交代的事业，他们只能把这份感情深深埋藏在心里。

　　1927年8月7日，在国际的帮助之下，中央局在武汉汉口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军事理论。

　　与此同时，中央局还确立了实行土地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心使用武装起义来反抗派。

　　1927年8月20日，中央局候补委员兼广东省委张太雷匆忙从武汉赶往广州，他的任务就是发动广州和广东各地的工人和农民。

　　在中央安插在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身边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配合之下，张发奎为了对付李济深和黄绍竑的军队，把广州城内的主力几乎全部调往前线，仅仅留下第四军教导团和第四军警卫团的一个营留守广州。

　　1927年12月6日，张太雷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决定发起广州起义，由叶挺担任总指挥，叶剑英担任副总指挥，周文雍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聂荣臻担任广州军事委员会。

　　张太雷要求起义军在脖子上系一条红领带，以此作为广州起义的标志，陈铁军就组织妇女们制作了数千条红领带。

　　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三点三十分，随着第四军教导团的一声枪响，正式拉开了广州起义的序幕。

　　随后，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的两个营、以及工人赤卫队共约五千余人，分为东路、中路和南路，分别向广州城内的各个战略要点发起进攻。

　　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之后，直到拂晓时分，起义军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城，包括广州的制高点观音山（如今的越秀山）和广州市公安局。

　　在兴奋之余，周文雍找来了一条巨大的横幅，亲笔写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七个大字，并将其悬挂在广州市公安局大门口，意味着广州工农政权和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早上六点，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由苏兆征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由叶剑英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兼广东省委军委委员，由周文雍担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

　　由于苏兆征长期在苏联从事工作，在他没有回来赴任之前，暂时由张太雷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晚上十二点，经过分析局势，眼看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主力即将赶回广州，为了避免起义军全军覆没，叶挺提议应当马上放弃广州，撤退到广东沿海的海丰和陆丰。

　　1927年12月12日，在驻扎广州的美国领事、日本领事、法国领事和英国领事的帮助下，张发奎麾下的三个师和驻守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迅速向广州反扑而来。

　　面对军队的疯狂反扑，起义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究还是寡不敌众，而张太雷也在这次战斗当中不幸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为了保存起义军的实力，叶挺不顾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和批评，选择听从聂荣臻的建议，于12月12日夜里下达了“起义军全部撤出广州”的命令。

　　1927年12月13日清晨，随着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他们攻占了观音山之后，向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发起进攻，起义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撤退。

　　然而，派进入广州城内以后，随即开始了一场残暴的行动，他们四处抓捕脖子上留有红色印记的起义军。

　　不仅如此，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认为，起义军大多都是从外地来的，只要说话不是广东口音，一律抓捕起来杀掉！

　　仅在12月14日至12月19日期间，派就抓捕和杀害了5700多人，致使广州城内尸横遍野，还有许多尸体被扔进了珠江里面，鲜血染红了整个珠江江面。

　　为了躲避派的疯狂抓捕，广州起义的叶挺、聂荣臻、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等人，全部陆续撤往香港避难。

　　由于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不幸牺牲，中央任命李立三接任广东省委，他奉命来到香港重建广东省委。

　　当时的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派大肆抓捕起义军，应该派谁前往广州重建各级党组织呢？

　　经过挑选，李立三认为，可以利用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情人身份”作为掩护，这样他们在开展工作起来也更加方便，于是决定让他们两人前去广州。

　　接受任务之后，周文雍和陈铁军立刻乘坐轮船来到了广州西壕口码头，他们在工人和农民当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听说他们又回来了，重新燃起了大家继续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导致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秘密据点暴露，他们两人遭到派的逮捕。

　　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监狱中，派为了逼迫周文雍和陈铁军交待，用尽了残酷的刑罚，例如，用铁针扎指心，坐老虎凳、放飞机等等......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周文雍和陈铁军已经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尽管如此，他们两人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出关于党的半点秘密。

　　派答应了这个要求，他们把周文雍和陈铁军身上血淋淋的衣服脱了下来，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在拍照的时候，周文雍和陈铁军坦然从容，眼神中透露着坚毅，正是他们心中怀有坚定的信仰，所以才在生死关头依然能够保持从容不迫。

　　面对红花岗刑场围观的群众，陈铁军大声呼喊道：“乡亲们，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的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周文雍和陈铁军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爱，他们为了事业而压抑在心底的那份真挚情感，直到临死前的这一刻才终于得到释放。

　　在围观群众的见证之下，周文雍和陈铁军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他们终于成为了一对真正的夫妻。

　　而周文雍用尽最后的力气，顽强地用手支撑起上身，向围观的群众呼喊着：“同志们，革...命...到...底！”

　　如今，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里面，有一座造型古朴稳重的八角亭，上方还有董必武题词的“血祭轩”，正是为了纪念周文雍和陈铁军这对“患难夫妻”而专门修建的！